前言
提起周佛海，可谓人尽皆知，千古留名。但这个名不是千古流芳，而是千古骂名。
周佛海最早是共产党，出席过“一大”，以后在广州叛党，逐渐当上了老蒋的智囊人物，是蒋介石的心腹，担任过侍从室主任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但后来却跟了汪精卫，成了汪伪政权的三号人物，当了大汉奸。
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已料到日本必败，就和重庆的戴笠、蒋介石重新接上关系，自此以后，周佛海就死心塌地跟着戴笠走了，直至日本投降。
年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摇身一变被重庆任命为“上海行动总指挥”。随即他任命程克祥、彭寿为正副秘书长，罗君强为副总指挥兼警察局长，以伪税警团近两万人的精锐部队和保安总队配合，维持治安。
庞大的行动总指挥部，实际上实权均掌握在军统特工程克祥和彭寿手中，周佛海犹如傀儡，事事要向程、彭请示。
从8月底开始，重庆方面派人先后到达上海。第一个是市长吴绍澍、第二个是从淳安来的杜月笙、第三个就是戴笠。
9月27日起，军统特工开始逮捕汉奸，搜刮钱财。抓到的汉奸就关到南京的军统看守所。周佛海没有被抓，他名义上是总指挥，但民间意见极大，周本人也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他的手中没有一点实权。
在日本投降后的近20天内，周佛海每天只到外滩的伪“中央储备银行”办公，准备移交工作。“中储”倒是有些金银储备的。据周佛海后来在法庭上的供词说：“有黄金条(每条10两)，美金万元，白银万9千余两，银元33万枚，白金多万元。”
这些金银，周佛海都清理汇总移交给先到达上海的国民党“中央银行”人员。周佛海名义上是总指挥，实际上只做了移交金银储备之事，这些都是戴笠事先安排好的。
周佛海被戴笠送到重庆软禁
戴笠到上海后，几乎天天都到周佛海家中，和周佛海密谈很久，郑重保证周的一切安全，这使周十分兴奋。
年9月底，戴笠忽然来找周佛海，满脸堆笑地说：“请佛海兄马上到重庆去，委员长要见你，谈重要的事情。”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周佛海感到后背发凉。
周深知蒋介石和戴笠的性格，此去凶多吉少，大为不妙。于是周佛海当晚就去了蒋介石在上海的代表蒋伯诚的住处。蒋伯诚劝他说：“此去十分不好。我看不是委员长要见你，而是戴笠对付肃奸的手段。”
周佛海的想法得到了进一步印证，无奈他早已成了军统的囊中之物，已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只有硬着头皮跟戴笠走了。
于是在9月30日一早，周佛海就和另外几个大汉奸罗君强、丁默邨等人，由戴笠亲自陪同，乘飞机到重庆去了。
周佛海等一行到了重庆，被送到杨家山的戴笠私宅居住下来，周佛海虽然生活上受到优待，但失去了自由，从此进入虎口，再无翻身之日。
到达重庆的当天，周即因胃病发作而病倒，立即被送入美国特工开设的“医院”治病。病房3室1厅，十分阔气，仍把他当贵宾招待。
10月30日晚上，戴笠专门从重庆飞到上海，叫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到重庆去照料周佛海病中的生活，奇怪的是戴笠要求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也一起去，说是去看看父亲。
11月4日，杨淑慧和周幼海乘飞机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军统总务科长侯祯祥，早已等候在那里，将杨淑慧母子送到杨家山戴公馆。医院，见周佛海真的在生病，周幼海则被送往白公馆，生活优待，但无自由，一关就是7个月。
在周佛海病好的一个多月后，杨淑慧被放回了上海。
原来，周佛海到重庆，根本不是蒋介石要召见的。那时蒋正高唱和平，和毛泽东在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这种时候，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大汉奸呢。
周佛海后来终于明白，过去的一切，全是蒋介石和戴笠在利用他，等他的作用消失，为了应付全国要求肃奸的呼声，不得不将其软禁起来。戴笠这个人心狠手辣，既囚禁了周佛海，又觊觎周的巨额家财，所以强迫杨淑慧和周幼海一起去重庆。
杨淑慧是个十分精明能干的女人，周幼海也不好对付，都会对戴笠的搜刮碍手碍脚。后来戴笠发现，不少财产早已被杨淑慧藏匿转移，所以戴笠才把杨淑慧放回上海，伺机谋财。
周佛海在重庆这段时间，戴笠不再去看他，周佛海给戴笠写了很多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从这就可以看出戴笠的态度了。
不过戴笠确实向周佛海、丁默邨等汉奸保证过：“决不作司法审判，一定当政治问题处理。”因此，周佛海在重庆虽忧心忡忡，但对戴笠这一步则深信不疑。
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附近的“困雨谷”山峰，坠机身亡。消息传到周佛海的住地，大汉奸们觉得靠山已失，立刻六神无主、坐立不安。
当时白公馆内乱作一团，谣传戴笠的权势过于膨胀，蒋介石已难控制，才密谋使戴笠触山而死。
接任军统局长的毛人凤，是个胆小如鼠的人，虽口头上一再向周佛海担保“没有问题”，但大汉奸们已没有人相信。后来周佛海知道释放无望，就再三请求司法审判。
周佛海被法院判处死刑
年9月16日，周佛海等人被押送到南京，关入宁海路军统看守所。至此周佛海对只当做政治问题处理的幻想全部消失，只有等候法律的审判了。
年9月23日，周佛海被移送到南京老虎桥法院看守所。但这个并不是真正的看守所，而是一栋别墅，内有花园，可以散步。所内有房间12间，大的关6人，小的关5人。周佛海关在“忠”字号，同室的有丁默邨、罗君强。
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已于9月21日提审过一次，周佛海交了一份很长的自白书，强调自己年即已向军统局“自首”，有戴笠的信件可以作证。
9月24日、25日、26日，检察官连续三天提审周佛海，但内容都是千篇一律，并没有什么进展。
当时负责周佛海案件的是首都法院的法官，他们在审判前就要置周佛海于死地。
原因有二，一是从蒋介石侍从室里传出的命令，要严惩汉奸，不管任何人，不得从宽。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社会上流传周佛海家中很有钱，已重贿法官，其实法官并没有拿到一分钱，所以更为恼怒，就要判周佛海死刑，以平息传言。
在关押审判的过程中，同监的很多大汉奸已被处决，所以周佛海心中惴惴不安，感到凶多吉少，前途难卜。
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当时不想贿赂法官。因周佛海确实和蒋介石、戴笠早有来往，并救助过很多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所以她集中精力，要打赢这场官司。
杨淑慧不惜重金，聘请了有名的律师章士钊、王善祥和杨家麟负责辩护，以为事实俱在，官司必胜。
由于周佛海确实援助过重庆人员，并用大量金钱，帮戴笠策反过伪军，故诉讼期间为周出证明和公文的国民党单位和个人，是汉奸中最多的一个。
至于蒋介石的亲笔信，杨淑慧早已藏入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箱内，这个是最后的王牌，不到最后关头杨淑慧是不准备拿出来的。
年10月21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公开审判周佛海。这次公开庭审，长达5个半小时，双方的辩论非常激烈。周佛海本来就是个口若悬河、下笔千言的“才子”，他在法庭上的发言，常驳得检察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周佛海巧舌如簧，在法庭上妄想推脱汉奸之责，哪知检察官早已胸有成竹，不听周的供词，一口咬定周的一切“功劳”都是投机行为。
辩论中，律师拿出大量证明，和检察官来回辩驳。等辩论结束，即告退庭。后来，在11月2日又开庭审理一次，但不是公审。
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判决一出，完全出乎杨淑慧的意料，急得她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此处要补写一段插曲，在审判前的几个月，杨淑慧曾到南京“梅园”中共代表团住处，找过周恩来。因为周佛海是中共“一大”代表，熟悉中共上层人士，所以杨淑慧才决定去试试。
周恩来得知杨淑慧的来意后说道：“我不是不肯为佛海帮忙，我不说也许还能有人念在他昔日为国效劳的情分上免除一死，我一说反倒适得其反，甚至你今天来看我，如果让别人看到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
杨淑慧听得直冒冷汗，当时国共关系非常紧张，知道他说得有理，并不是托辞推却。
杨淑慧这完全是病急乱投医的做法，听了周恩来的话后，垂头丧气地出门走了。
周佛海被判死刑后，杨淑慧和章士钊商量，于12月14日向最高法院上诉，理由仍是列举周的“功劳”，希望从宽减刑。不料最高法院于年1月20日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原判。
周佛海妻子杨淑慧
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后，杨淑慧焦急万分，乱了手脚，就想到要用蒋介石的亲笔信了。
此时虽是农历大除夕，但杨淑慧焦急之中，已顾不上忌讳礼仪，就在满城爆竹声中，闯到陈方家里对陈方说：“如果一定要杀佛海，我也不是没有办法的。”
陈方问他有什么办法，杨淑慧说：“我这里有蒋先生的一封亲笔信，信中他承诺会保证佛海性命，如果委员长食言，我就只可撕破脸皮，到海外公开发表。这是蒋先生的政治道德问题。政治上不讲信用，今后还有谁敢替蒋先生办事？”
陈方一听，大为吃惊。他知道杨淑慧这个女人，通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对杨说：“此信万万不可发表，一旦公开，佛海必死无疑。委员长曾对我说过，没有他的同意谁也不能枪毙佛海，如果法院决定要处决佛海，公文会先送到我这里来，要蒋先生批准，方可执行。如有公文来，我一定扣下。明天是大年初一，我要去向蒋先生拜年，就向他提起这件事。总之我以脑袋担保，佛海决不会被枪毙。”
杨淑慧听他这么一说，心中稍稍安定了几分。
在年初十左右，军统局局长毛人凤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要亲自召见她。于是杨淑慧就在毛人凤的陪同下，去了蒋介石的官邸。进入厅内，蒋介石已坐在那里等候。
杨淑慧一见这位手握生杀大权的委员长，眼泪簌簌而下，立即跪倒在蒋的面前，大声痛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用眼泪来恳求保住丈夫的性命。厅内的气氛，凄凉而又严肃，除杨淑慧的抽泣外，别无声息。
蒋介石皱着眉头，轻轻地说：“这几年佛海对东南一带所做的努力，我心里是记得的。你放心回去吧，先让他在里面住一段时间再说。”
杨淑慧不断叩头，就站起来退了出去。从头到尾，一句话也没说。
要免除周佛海的死刑，表面上总要有个依据。陈方就去找陈果夫、陈立夫，让他们2人向老蒋写呈文求情。
兄弟2人向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请求对周佛海减刑。信的内容大概就是请蒋介石念在周佛海在抗战期间对于京沪一带以及江浙两省的贡献，请蒋介石对周佛海宽大处理。
于是蒋介石借坡下驴，以此为据，决定宽大处理周佛海，就命令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将周佛海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至此，周佛海的案件告一段落。
周佛海在狱中身亡
周佛海自从服刑后，一直生病，常发高烧，心律不齐，胸肋疼痛(医生诊断说是神经痛，其实是心绞痛。日本投降前，因心脏病差一点死去，当时专门到日本去治过)，再加上胃痛，牙痛等等，年龄只有50岁，已满身是病。在监房内，周佛海常常只能半卧着睡觉，受尽病痛的折磨。后来竟到了天天要注射“杜冷丁”来维持苟延残喘的身体了。
年农历端午节，杨淑慧带儿子周幼海及女儿周慧海，到南京狱中，探监团聚。监狱同意送进酒菜。周佛海很幽默，说这不是探监，而是“探奸”。这是周佛海一生中最后一次家庭团聚。
年春节以后，周佛海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他终日半趴在床上，痛得不断呻吟呼救。杨淑慧请去的医生，知道周佛海已是心力衰竭，束手无策。
周佛海在狱中哼哼唧唧，惨叫达1个月之久，直到2月28日晚上，终于一命呜呼，气绝身亡，总共活了51岁。
在南京新街口殡仪馆，周佛海的尸体躺在楠木棺材内，这口价值2万银元的棺木，杨淑慧本来是买来给自己母亲用的，没想到自己丈夫先用上了。
周佛海大殓时，国民党高官如陈方、洪兰友、李明扬等，都去吊孝致哀。周佛海生前的至交陈布雷没有去，但专门借了一个小轿车给周家使用。
周佛海的棺木，大殓后暂存在殡仪馆内。直到11月，等南京郊外汤山的永安公墓落成，才举行葬礼。臭名昭著的周佛海终于盖棺定论，从此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