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白癜风的特效药 http://m.39.net/pf/a_4322212.html现代人赋予“工作”以超乎寻常的权重，总是强调独立自主的道德意义，并把它们与年轻貌美的社会观念挂起钩来，因而近乎本能地蔑视或忽视老人的特殊状况与需求。
作者西闪（作家、书评人）
最近一位报社的朋友很郁闷。他家楼下开张了一个“健康中心”，以免费体检理疗的名义，诱导附近的老人购买极其昂贵却疗效不明的保健品。朋友认为，这种行为形同欺诈，应该有人来管一管。然而听取朋友圈的一番争论之后，他灰心地承认，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毕竟，至少从表面上看，交易双方你情我愿，法律上很难界定。鉴于此类现象之普遍，大家无奈感叹，如今的老人简直就是理想的作案对象。
并非只有中国老人才是罪犯的最佳目标。在《最好的告别》（BeingMortalMedicineandWhatMattersintheEnd）一书中，印裔美籍的医学家阿图?葛文德（AtulGawande），就写到一位名叫爱丽丝的美国老太太遭人威胁的故事。独居的爱丽丝雇人修剪院子里的树丛，完工后两个雇工漫天要价，威胁她开了美元的支票。隔了一天，那两个人又来胁迫她，要去了美元。爱丽丝被他们吓得浑身发抖，却又不敢出声。要不是邻居发现情况报了警，爱丽丝肯定还要遭更多的罪。
尽管如此，爱丽丝还是不愿意把遭遇告诉家人，而是希望这件事被大家遗忘。为什么？因为她模模糊糊感觉到，一旦事情被人知晓，她独自经营的生活将不复存在。果然，当她后来吞吞吐吐地把事情透露给儿子，儿子就提出带她去养老院看看。老人希望继续掌控自己的生活，继续维系自己的尊严与体面，故而不愿意将衰老所致的脆弱暴露于人，甚至甘愿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无论中外情形多么不同，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而这一困境，说到底，关系到每个人对自由的认识。自由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更多的可能与更少的强迫和限制——年轻人可能会这么想，然而命中注定的衰老终将提醒我们，不包含某种悲剧性的自由只会是幻觉。《最好的告别》所讨论的，正是悲剧性的那一面：当衰老与死亡不可避免，自由还真不真实？当我们年老体弱，根本无法照顾自己的时候，是什么使生活值得继续下去？或者，让我们试着想一想，假如一个80多岁的老人，患有出血性心力衰竭、慢性肺病、关节炎和糖尿病，天天需要输氧，根本无法走路，却坚持独居十年，他所理解的自由与我们这些健康的成年人理解的自由，究竟有多少共同之处？事实往往与不假思索的观念相冲突——自从有了人类这一物种，只有极少数幸运儿寿终正寝。正如蒙田所说，在漫长的人类史上，“死于老年是少见、异常、奇异的死法，远不如其他死法来得自然——这是最不可能、最极端的一种死法。”衰老成为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的人生阶段，是近代才有的事件。今天，在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共同促进下，人们的健康和长寿都是史无前例的。当然，与之相伴的，衰老也就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几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工业化之前的10万年，人均寿命仅为30岁左右。20世纪初，全球人口平均年龄约为50岁，现在则达71岁。年的中国，老人占比4%，现在，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则为10.1%。年底，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年人口破2亿的国家，人口学家预测，再过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5亿。衰老的生理意义与社会含义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过去足以要命的一场小病，现在大多都败给了现代医学。即使有些疾病依然危险，医学也有办法推迟它们的致命时间。因此，衰老不再是生命曲线中垂直向下的陡壁，而更像缓缓下行的山坡，漫长而平稳。在社会层面，一个传统社会中，老人因稀少而具有价值。他们常常成为经验、知识和历史的维护者，从而备受尊崇。而今，他们只是与其他社会成员对等的存在，社会的正常组成。但无论有多少变化，我们或早或晚将走向凋零，遭遇衰老及与之相关的老年疾病的侵袭。当侵袭严重而突然，就像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Roth）意识到的那样，“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爱丽丝的情况就是如此。56岁时丈夫去世，从此她独居20年。她自己修剪草坪，修理水管，缝纫针织，去健身房锻炼，开着大块头的雪佛兰越野车看望家人，接送朋友。直到84岁，她的健康状况都好得惊人。她换了假牙，做过白内障手术，此外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就在遭人威胁前没多久，她的记忆出现明显衰退，还摔倒过好几次。最终，她不得不放弃独立生活，住进一点儿也不喜欢的老年公寓。她抱怨道，自己仅仅因为老了，就被投进了监狱。老年公寓、疗养院这一类的养老机构，的确跟监狱有相似之处。每个成员的活动都被别人计划和安排，人人都受制于同一个权威，受限于同一个时空。这样的日子，显然不是爱丽丝，也不是绝大多数老人想要的生活。问题在于，养老机构的首要目标乃是“护理”，其核心的内容就是安全。在这样的机构看来，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可以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一个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失能”老人则没有为此负责的可能——要不然，他们怎么会住进这里来呢？可是在老人看来，这种牺牲自由换来的安全，跟他们希望的老年生活完全抵触。很少有人正视老人的希望，不管*府还是社会，医生或者家人，都不愿意直面它。现代人赋予“工作”以超乎寻常的权重，总是强调独立自主的道德意义，并把它们与年轻貌美的社会观念挂起钩来，因而近乎本能地蔑视或忽视老人的特殊状况与需求。这种现代伦理的内在缺陷，导致整个社会在老龄问题上持一种逃避的态度。反过来，这种态度又扭曲了社会养老制度，决定了养老机构的官僚化、医院化乃至监狱化。正如葛文德写的那样，在那样的地方，老人终将死于三大瘟疫：厌倦感、孤独感与无助感。爱丽丝就是如此。在老年公寓住了不到两年，86岁的她以一种决然的方式告别了糟糕的生活。她躺在疗养院的床上，默默忍受着腹部的疼痛，没有惊动任何人，包括同屋。即使咯血，她也没有按响呼叫铃，直到第二天早上离世。爱丽丝脱离了痛苦，然而在葛文德的笔下，还有更多的老人在困境中寻找出路。葛文德认为，要帮助老人战胜厌倦感、孤独感与无助感，既需要直面的勇气，也需要创见和想象力。但是在此之前，观念的转变才是第一位的。我们应认识到，养老与治疗不可混为一谈。在治疗过程中，病人必须信任医生的权威。但在养老时，老人的生活应该仍旧属于他们自己，尽管他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和照顾。没有哪一个人的生活离得开别人的帮助，就像葛文德所写，“我们的生命天生互相依赖，受制于远远超过我们自身控制力的力量和情形。”在这一点上，年轻人和老年人并无不同。不能因为老人需要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我们就认为他们缺乏自主性，又或者不配享受自由。衰老提醒我们，即使一个人遭遇能力或资源等条件的限制，他依然有可能保有自由。这是一种忠实于自我的“自主性”，赋予人生以意义感。正如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Dworkin）所说，这种自主性的价值在于，它促使我们每个人产生一种责任：根据某种连贯的独特的自我感、信念感和兴趣，负责地塑造自己的生活。如何保持生活的连贯性？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在实验中发现，当一个人事后评价自己在某个过程中遭受的痛苦时，往往遵从“峰终定律”（Peak-Endrule），即以最糟糕的时刻以及结束的时刻来评估整个过程的感受。其实，每个人看待自己的人生都遵从这一定律。我们用高峰时刻的悲愁与生命尾声的体验来评价整个人生。如果一个人的老年出现巨大的痛苦，或者发生决绝的断裂，他的一生就谈不上连贯、完整和意义。可能正因如此，葛文德对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assistedsuicide）的评价很负面。他认为，人生的目标不是“好死”，而是“好好地活到终了”。在他看来，像荷兰人那样，每35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在死亡的时候寻求辅助自杀的现象，不是制度成功的标准，而是失败的标志。事实上，荷兰的姑息治疗（亦称善终服务）发展较差，与安乐死的制度化不无关系。怎样才算是好好地活到终了？如果说本书的前半部分着眼于“活”，那么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讨论的是“终”。葛文德将父亲的临终故事作为问题的最佳答案：他的父亲知道自己的病情后，每个阶段都做出了明智而勇敢的抉择。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他的父亲仍然如饥似渴地享受生活的乐趣。父亲去世后，葛文德遵从遗愿，将父亲的骨灰洒进了恒河，还按照圣僧的指引，喝了三杯恒河水。我想我能理解葛文德的行为，就像理解《最好的告别》这本书。凡人皆有一死（本书英文原名中的“BeingMortal”，直译为这个意思），惟有一个人和社会、历史以及未来发生更多更紧密的联系，人生才会连贯，短暂才会永恒。
所以，尽管讨论的是生命的悲剧性，《最好的告别》一书并不悲观。相反，这既是一本反思之作，也是一部战斗之书。在书中，我读到了不少战斗的篇章，那是人们正在践行他们的自由。在这中间有老人，也有帮助老人的家人、医生和社工，还有那些愿意改变的养老机构。失败触目惊心，成功微乎其微。但是，它们本身是勇气的标志，是希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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